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作者：弗拉基米尔·列宁
==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
在1897年《俄国财富》第10期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转述明斯基先生对“辩证唯物论者”的批判时写道：“他〈明斯基先生〉一定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第179页），也就是说，拒绝瓦·罗扎诺夫先生1891年在《莫斯科新闻》上郑重拒绝了的“60—70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俄国学生们”［注：这是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称。——编者注］的这个批评中，有很多谎话。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这种谎话的唯一制造者，也不是这种谎话的第一个制造者，——这种谎话很早就由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代表者攻击“学生们”时反复说过了。我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开始与“学生们”激烈作战时还没有想到这种谎话，别人在他以前就捏造出来了。后来他才认为必须附和这种谎话。“学生们”在俄文书刊中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得愈彻底，他们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得愈周详，则在敌对刊物上就会愈少见到有人切实反驳新派别的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是荒谬的，必须到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对于社会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制度的解释。人们不提这些基本论点，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宁愿不谈这些基本论点，同时却编造出越来越多的谎言来诋毁新派别。在这类谎话——“拙劣的谎话”中，也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说什么他们同俄国社会中优秀先进部分的优秀传统脱离了关系，说什么他们割断了民主主义的线索，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由于这类流言蜚语广为传播，我们不得不对它们详加考察并予以驳斥。为了使我们的论述不致使人觉得毫无根据，我们一开始就从历史和著述方面把两个“农村政论家”作一对比，以说明“遗产”问题。我们附带声明一下：我们的论述只限于经济学和政论方面的问题，在全部“遗产”中只考察这些问题，而把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撇开不谈。
“遗产”代表之一
30年前，即在1867年，《祖国纪事》杂志[2]开始刊载斯卡尔金所写的标题为《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的一些政论性特写。这些特写在1867—1869年这三年当中陆续发表出来。1870年，作者把这些特写收集起来，以同样的标题出了单行本。［注：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共451页）。我们没有可能找到这几年的《祖国纪事》，所以只能利用这个单行本[3]。］读一读这本现在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的书，对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即“遗产”代表同民粹派分子和“俄国学生们”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益处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不确切的。作者自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是“首都”同“乡村”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乡村的政论性特写，他没有打算专门谈论首都。这就是说，他也许打算过，不过认为这不方便：像我所能够的那样去做，我不愿意，像我所愿意的那样去做，我又不能够，——斯卡尔金引证一个希腊作家的话来说明这种不方便。
让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斯卡尔金的观点。
我们从农民改革[4]开始谈起，因为直到现在每个愿意叙述自己关于经济学问题和政论问题的一般观点的人，都必定要把这个问题作为起点。在斯卡尔金的书中，农民改革问题占有很大篇幅。斯卡尔金大概是第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根据广泛的事实和对整个农村生活的详细考察，系统地表明农民在实行改革后的穷困状况，他们生活恶化的情形，以及他们在经济、法律和生活方面的新的依赖形式，一句话，表明一切从那时以来为许多研究与记述所十分周密而又详尽地指出和证明过的东西。现在这一切真实情况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了。但在当时它们不仅是新的，而且还引起自由派一帮人的猜疑，因为他们担心：指出这些所谓“改革的缺点”，是否意味着对改革以及对被掩盖着的农奴制的谴责。斯卡尔金的见解所以更加值得注意，还因为作者是改革时期的人（他也许甚至还参加了改革。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关于斯卡尔金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传记材料）。因此，他的见解是根据对当时的“首都”和当时的“乡村”的直接观察，而不是根据书斋里对书本材料的研究。
在斯卡尔金对农民改革的见解中，首先使听惯了民粹派关于这个题目的甜言蜜语的现代读者特别注意的，是作者的头脑非常清醒。斯卡尔金在观察改革时一点也不欺骗自己，一点也不把改革理想化，他把改革看作是地主和农民双方之间的一种协定，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是在某种条件下共同享用土地，而现在他们分开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法律地位也改变了。决定分开的方式和每方所得土地的数量的因素，是双方的利益。这些利益决定了双方的意愿，而哪一方有可能直接参加改革和实际发挥实现改革的各种问题，也就决定了这一方占有优势。斯卡尔金对改革的了解正是如此。关于改革的主要问题，即关于份地和缴款的问题，斯卡尔金谈得特别详细，他在自己的许多特写中屡次谈到这些问题（斯卡尔金的书包括11篇具有独立内容的特写，在形式上很像单篇的农村通信。第一篇特写是1866年写的，最后一篇是1869年写的）。斯卡尔金的书中关于所谓“少地的”农民的说明，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当然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但是在60年代末，他的论证则是既新鲜又可贵的。当然，我们不去重述这些论证，我们只指出斯卡尔金在说明现象方面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胜过了民粹派。斯卡尔金不是说“地少”，而是说“农民份地被割去的太多”（第213、214页及其他许多页；参看第三篇特写的标题），说法令所规定的最大份地要少于实有的份地（第257页），并且举出农民对改革的这一方面的非常突出和典型的意见［注：“他〈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这样割去了我们一部分土地，使我们没有这块割地就活不下去；我们自己的土地被他们的田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了，使我们连牲口都赶不出去；现在你还得为份地特别付钱，也要为割地特别付钱，并且要多少就得付多少。”一个以前缴纳代役租的有经验和识字的农夫对我说：“这算什么改善生活！加在我们身上的代役租和以前一样，而土地却被割去了一部分。”］。斯卡尔金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是非常详细、有力的，对于一位非常温和、冷静、按其一般观点来看无疑是资产阶级著作家说来甚至是很激烈的。像斯卡尔金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这样坚决地谈论这个现象，可见这个现象非常刺目。关于缴款太重，斯卡尔金也谈论得非常坚决和详细，并用大量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在第三篇特写（1867年）的副标题下面读到：“过高的赋税是他们〈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而且斯卡尔金指出赋税高于农民种地所得，他引证《税务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俄国赋税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的分配材料，原来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赋税的76%，上层阶级只担负了17%，而西欧赋税分配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下层阶级都要有利得多。在第七篇特写（1868年）的副标题下我们读到：“过重的货币税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表明，新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立刻要求农民出钱、出钱、再出钱，《法令》是如何把废除农奴制需要农民补偿地主这一条规定下来（第252页），代役租的最高数额是如何“根据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长所提供的原本材料、即完全任意编造出来的和一点也不可靠的材料而规定的”（第255页）。因此，委员会算出的平均代役租，要高于实际的平均代役租。“农民除缴纳沉重的税款以外，还丧失了几百年来所享用的土地。”（第258页）“如果土地的赎金不是根据代役租的资本化，而是根据土地在解放时期的真正价值来估计，那么赎金就会很容易交付，甚至不需要政府协助，也不需要发行信贷券了。”（第264页）“按照2月19日法令的精神，赎金应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却往往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第269页）我们引证这些话——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而且一部分已经陈旧了——是为了表明，一个敌视村社并在很多问题上像十足的曼彻斯特派分子那样发表意见的著作家，是多么慷慨激昂地为农民的利益说话。指出如下一点很有益处，即民粹派的几乎所有有益而不反动的论点与这位曼彻斯特派分子的论点是完全吻合的。不言而喻，既然斯卡尔金对改革抱有这种观点，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民粹派分子过去和现在那样醉心于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说什么改革批准了人民生产，说它超过了西欧的农民改革，说它把俄国好像变成了一块白板等等。斯卡尔金不仅没有说也不会说这一类话，而且甚至直接说，我国农民改革比之西欧是在对农民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实行的，它所带来的好处也少于西欧。斯卡尔金写道：“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那就会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农奴解放在我国就不像本世纪头25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那样迅速、那样与日俱增地表现出良好结果来呢？”（第221页）“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各地一样，要赎的不是农民早已依据法律成为其财产的份地，而是农民必须向地主尽的义务。”（第272页）
我们现在从斯卡尔金所评价的改革的经济方面转而来谈法律方面。斯卡尔金坚决反对连环保、身分证制度以及农民“村社”（和小市民社团）对其成员们的宗法式权力。在第三篇特写中（1867年），他坚决主张废除连环保、人头税和身分证制度，主张必须实行平等的财产税制度，用免费的和无期限的证明来代替身分证。“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没有在国内实行身分证税的。”（第109页）大家知道，这种税只是在1897年才被废除了。我们在第四篇特写的标题下读到：“村团和城市社马在发送身分证和征收外出税方面是十分专横的……”“连环保是宽裕的业主和正经的庄稼人必须替游手好闲的人和懒汉拖着的沉重枷锁。”（第126页）对于当时就已经看得出来的农民分化现象，斯卡尔金想以上升者和下降者的个人品质来解释。作者详尽地描写住在圣彼得堡的农民在领取身分证和延长身分证期限方面的困难，并且驳斥一些人的如下异议：“谢天谢地，这一大群无地的农民没有登记要到城市里来，没有使没有不动产的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第130页）“野蛮的连环保……”（第131页）……“试问，能否把身处这种地位的人叫做有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呢？这不也就是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glebae adscripti）[5]吗？”（第132页）人们把罪过归到农民改革上去。“但是立法把农民从地主的羁绊下面解放出来以后，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使农民摆脱村团和注册处的羁绊，这难道应归罪于农民改革吗？……农民既不能决定自己居住的地方，又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公民自由的标志何在呢？”（第132页）斯卡尔金十分正确和中肯地把我们的农民称为“定居的无产者”［注：斯卡尔金非常详细地表明了这个定义（无产者）不仅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第二部分也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特写中把大量篇幅用于对农民的附属地位及其穷困情况的描述，用于对雇农的艰苦状况的描述，用于对《1868年饥荒情况的描述》（第五篇特写的标题），以及用于对农民受盘剥受侮辱的种种表现的描述。就像在90年代一样，在60年代也曾有闭口不谈和否认饥荒的人。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种人。自然，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引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第231页）。在第八篇特写（1868年）的标题下我们读到：“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就阻碍他们生活的改善……阻碍外出做零工现象的发展。”“除农民无知和受不断增加的赋税压榨外，阻碍农民生产发展、因而阻碍农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农民被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把人手束缚在一个地方并用坚固的纽带把土地村社束缚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个人进取心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条件。”（第284页）“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像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像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第285页）由此可见，作者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农民生活的这些问题的，虽然如此（更确切些说：正因为如此），他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束缚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的害处。这个害处（我们补充一句）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阶级，是特别大的。斯卡尔金很中肯地说道：“法律关心不使农民仍旧没有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农民自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比任何立法者都要强烈得多。”（第286页）“农民除被束缚于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以外，即使临时外出做些零工，也由于连环保和身分证制度而要受到许多限制，支付许多花费。”（第298页）“据我看来，如果采取……一些措施使农民易于离开土地，很多农民就会摆脱当前的困境。”（第294页）在这里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粹派的种种方案截然相反的，民粹派的那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下来，禁止转让份地等等。从那时起，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斯卡尔金是完全正确的：继续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和保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塞状态，只能使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恶化，阻碍全国的经济发展，丝毫也不能保卫“定居的无产者”避免最坏的盘剥和依赖地位，避免工资和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限度。
从上面的引证中读者已经能够看出，斯卡尔金是反对村社的。他从个人财产、个人进取心等等角度出发反对村社与重分制（第142页及以下各页）。斯卡尔金反驳拥护村社的人说，“古来的习惯法”已经过时了：“在一切国家里，随着农村居民与文明环境的接近，习惯法便丧失其原始的纯洁性，遭到毁损和歪曲。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村社的权力渐渐变成豪绅和乡村文书的权力，结果这个权力不但不去保护农民，反而成了束缚他们的沉重的羁绊。”（第143页）——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它已为30年来的无数事实所证实。斯卡尔金认为，“父权制的家庭，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习惯法”，已经被历史无可挽回地判决了。“谁愿意永远给我们留下这些过去几世纪的可敬纪念物，谁就因此证明，他们更善于空想，而不能深入现实和了解不可抵挡的历史进程。”（第162页）斯卡尔金在发表了这个事实上是正确的意见之后，接着又进行了一些带有曼彻斯特派气味的激烈抨击。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村社的土地使用制使每个农民陷入对整个村团奴隶般的依赖地位。”（第222页）这样，斯卡尔金便把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对村社的极端仇视与对农民利益的坚定保护结合在一起了。斯卡尔金决没有把对村社的仇视与那些主张用暴力消灭村社并强制实行另外的土地占有制度的愚蠢方案结合在一起，——这些方案通常是现代反对村社的人编造出来的，他们主张粗暴地干涉农民生活，并且完全不从农民利益出发来反对村社。相反，斯卡尔金强烈抗议把他算作拥护“用暴力消灭村社土地使用制”（第144页）的人。他写道：“2月19日的法令非常英明地让农民自己……从村社土地使用制过渡到……分户耕种制。的确，除农民自己外，谁也不能真正决定这种过渡要在什么时候实行。”因此，斯卡尔金反对村社，只是由于他认为村社阻碍经济发展，阻碍农民退出村团和离开土地，这与“俄国学生们”现在仇视村社的原因是一致的。这种仇视，与捍卫地主自私的利益，与捍卫农奴制度的残余和精神，与捍卫对农民生活的干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注意到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现代民粹派习惯于只把《莫斯科新闻》这个阵营看作村社的敌人，而很愿意装作不懂得有另一种对村社的仇视。
斯卡尔金对农民穷困状况的原因的总看法，是认为所有这些原因都在于农奴制度的残余。斯卡尔金描写了1868学的饥荒情况后指出：农奴制度的拥护者幸灾乐祸地谈论着这次饥荒，说饥荒的原因在于农民放荡，在于废除了地主的保护等等。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些观点。他说：“农民穷困的原因是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第212页〉，而不是废除农奴制度的结果；这是使我国大多数农民处于接近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一般原因”；接着斯卡尔金把上述对改革的意见又讲了一遍。攻击分户是荒谬的：“分户虽然给农民的物质利益带来暂时的损失，但它却拯救了农民的个人自由和农民家庭的尊严，即人的最高福利，没有这种福利，任何文明成就都不可能达到”（第217页）。接着斯卡尔金正确地指出了人们攻击分户的真正原因：“许多地主过分夸大分户所产生的害处，把农民穷困的某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都归到分户上面，正如归到酗酒上面一样，而地主们自己却不愿意承认这些原因是由于他们才产生的。”（第218页）有人说，现在人们对农民的贫困大写特写起来，而以前却没有人写过，可见农民的状况是恶化了；斯卡尔金回答这些人说：“要想通过对农民状况的今昔对比来判断农民从地主权力下面解放出来的结果，那就应该在农奴制度统治的情况下，把农民的份地分割得像现在所分割的一样，并且把改革后的一切赋役加在农民身上，然后再来看一看他们怎样忍受这种状况。”（第219页）这是斯卡尔金见解中极其突出和重要的特点，他把农民状况恶化的一切原因都归结为农奴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工役、代役租、割地、农民无人身权利和不能更换住所。至于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本身、改革后的经济制度本身可能包含农民贫困的原因，这一点斯卡尔金不仅没有看到，而且也根本不会想到，因为他深信，只要把农奴制度的这一切残余彻底铲除，普遍幸福就会到来。他的观点正好是否定的观点：只要铲除农民自由发展的障碍，只要铲除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束缚，我们这个美好世界上的一切就会更加美好。斯卡尔金说：“在这里〈即在对待农民方面〉国家政权只有一条路：逐渐地和始终不懈地把那些使我国农民陷入现在这样愚钝和贫困的境地并且不让他们站立起来的原因铲除干净。”（第224页，黑体是我用的）对于那些为“村社”辩护（即主张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或份地上），认为不然就会“产生农村无产阶级”的人们，斯卡尔金的答复在这方面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斯卡尔金说：“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国有多么广阔的土地因为没有人耕种而荒废起来，这个反驳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法律对我国劳动力的自然分配不加限制，那么在俄国只有那些职业乞丐或者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分子和酒鬼才会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第144页）——这是18世纪经济学者和“启蒙者”的典型观点，他们相信，只要农奴制及其一切残余一废除，就会在大地上建立起普遍幸福的王国。也许民粹派分子会蔑视斯卡尔金，说他不过是一个资产者。不错，斯卡尔金固然是一个资产者，但他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而民粹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至于农民那些与整个社会发展要求始终一致的实际的和现实的利益，这个“资产者”却比民粹派分子捍卫得更好些！［注：反过来说，凡是我们在民粹派那里遇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措施，就其内容说来，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措施，即正好对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对其他什么发展有利的措施。只有小资产者才能捏造理论，说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少赋税，实行移民，发放信贷，提高技术，整顿销售等等措施，是为什么“人民生产”服务的。］
为了结束对斯卡尔金观点的评述，我们要补充几句。他反对等级制度，主张一切等级只有一个法庭，“在理论上”同情不分等级的乡政权，热烈拥护国民教育、特别是普遍教育，拥护自治和地方自治机关，拥护广泛的土地信贷、特别是小额信贷，因为农民极其需要购买土地。“曼彻斯特派”在这里又出现了：例如，斯卡尔金说，地方自治局的和城市的银行是“宗法式的或原始的银行形式”，这些银行应当让位于具有“一切优越性”的私人银行（第80页）。提高土地价值，“只能在我们各省的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的情况下才能办到”（第71页）等等。
我们来作总结。就斯卡尔金观点的性质说来，可以把他叫作资产者-启蒙者。他的观点很像18世纪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是经过俄国条件的三棱镜而有相应的折射），而且他把60年代“遗产”的一般“启蒙”性质表达得相当清楚。像西欧的启蒙者和60年代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斯卡尔金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这是“启蒙者”的第一个特征。俄国的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最后，“启蒙者”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启蒙者时代还没有完全解放，或者刚刚得到解放），他们真诚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想要促进这一事业。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60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在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俄国有不少著作家，就其观点说来，是符合上述特征的，而且与民粹派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要一个著作家的世界观中有上述特征，人们总公认他是“保持了60年代传统”的著作家，完全不管他对民粹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要说，例如，不久前才举行过寿辰庆祝会的米·斯塔秀列维奇先生由于反对民粹派或对民粹派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冷淡态度，便是“拒绝了遗产”。我们所以拿斯卡尔金作例子［注：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斯卡尔金在对村社的敌视态度上和声调上都不是60年代的典型人物。但是这里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村社。问题在于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而斯卡尔金也赞同的那些观点。至于他的声调，也许的确不是典型的，因为它是稳健的、温和的、渐进的，等等。难怪恩格斯把斯卡尔金叫作温和的保守分子[6]。然而如果拿一位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来考察，那么，第一，由于种种原因这样做会是不方便的，第二，拿他来同现代民粹主义比较，会使人产生误会。[7]按我们任务的性质说来，声调（与一句谚语说的相反）不构成音乐，而且因为斯卡尔金的声调不典型，所以他的“音乐”，即他的观点的内容，就更加突出。我们感到兴趣的正是这个内容。我们也只打算在观点的内容方面（决不是在作者的声调方面），把遗产代表和现代民粹派分子作一个比较。］，正因为他毫无疑问是“遗产”的代表，同时又是民粹派捍卫的旧制度的死敌。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忘记，在18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先驱）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幸福生活，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确实没有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可能看出）从农奴制度产生出来的那个制度中的各种矛盾。难怪斯卡尔金在其书中的一个地方引证了亚当·斯密的话。我们看到，他的观点以及他的论据的性质在许多方面都在重复这位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的论点。
如果我们把斯卡尔金的实际愿望一方面和现代民粹派分子的观点作比较，另一方面和“俄国学生们”对它们的态度作比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学生们”将始终支持斯卡尔金的愿望，因为这些愿望代表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代表着整个社会在目前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而民粹派对斯卡尔金的这些实际愿望或者对他的问题提法所作的修改都很糟糕，都遭到“学生们”的反对。学生们“攻击”的不是“遗产”（这是荒谬的捏造），而是民粹派分子加到遗产上面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加上去的东西。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从斯卡尔金转到恩格尔哈特吧。他的《农村来信》也是关于农村的政论性质的特写，所以他的书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都很像斯卡尔金的那本书。恩格尔哈特比斯卡尔金有才能得多，他的农村来信写的也生动得多、形像得多。他这本书里没有像《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的饱学的作者那样的长篇大论，但是却有更多中肯的评述和其他一些形像。无怪乎恩格尔哈特的书在广大读者中受到如此持久的欢迎，并在不久以前还再版过，而斯卡尔金的书则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虽然恩格尔哈特的信在《祖国纪事》上开始发表只不过是在斯卡尔金的书出版两年以后。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向读者介绍恩格尔哈特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只简要地说明他的观点的两个方面：第一，整个“遗产”所特有的、尤其是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所共有的观点；第二，民粹派所特有的观点。恩格尔哈特已经是一个民粹派分子，但是他的观点中还有这么多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特点，这么多被现代民粹派所抛弃或改变了的东西，以致很难把他归到哪一边，是归到没有民粹派色彩的整个“遗产”代表一边呢，还是归到民粹派分子一边。
使恩格尔哈特与“遗产”代表相接近的，首先是他那十分清醒的见解，对现实的简单而直接的说明，对一切坏东西——一般是“基础”的坏东西，特别是农民的坏东西——的无情揭露，而把“基础”加以虚伪的理想化和掩饰，则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得很微弱和胆怯，但与他以巨大的才能所描绘的农村现实的图景还是发生了直接的尖锐的矛盾；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论家把恩格尔哈特所举出的材料和观察结果拿来论证自己关于农村的判断［注：附带地讲一下：这不仅是非常有意义的和有教益的，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者的完全正当的方法。如果学者们相信调查表的材料，即相信许多往往带有成见，很少了解情况，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见解，没有搞通自己观点的业主们所写的答复和意见，那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观察精细，绝对诚实，很好研究了自己所讲的东西的人在整整11年中所收集的材料呢？］，那么从这种材料中是不可能得出民粹派的结论的。把农民及其村社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沃·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非常卖力地要对“村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恩格尔哈特则丝毫没有进行这种粉饰。与关于我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村社倾向”来反对城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做法相反，恩格尔哈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地表明，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62页，引自1885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一起工作”，他们由于狭隘的个人动机和利己打算而仇视这种工作，因为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怕多干活”（第206页）。这种害怕多干活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共同操持家务并有亲属关系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每个人单独给自己的婴儿煮粥。（第323页）恩格尔哈特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因此不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恩格尔哈特是一个根本不行的和不值得相信的观察者，或者关于我国农夫的村社倾向和村社品质的奇谈是把从土地占有形式中抽像出来的特点（而且还把从这种土地占有形式中抽像出来的它的国库-行政方面）都搬到经济上去的空洞捏造。恩格尔哈特说明，农夫在其经济活动方面的趋向是当富农：“每个农民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富农倾向”（第491页），“农民中间充满着富农理想”……“我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农民身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剥削倾向很严重”……“每个人都以当狗鱼而骄傲，并力图吞掉鲫鱼。”农民的趋向决不在于“村社”制度，决不在于“人民生产”，而在于最普通的、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制度。这一点恩格尔哈特作了很好的说明。富裕农民的趋向是做生意（第363页），以粮换工，购买贫穷农夫的劳动力（第457、492页及其他各页），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变为农村资产阶级，——这是恩格尔哈特作了描写并且十分确凿地证明了的。恩格尔哈特说：“如果农民不转向劳动组合的经济，而是每户单独进行经营，那么即使是在土地很多的条件下，种地的农民当中也会有无土地者和雇农。我还要说，我认为将来农民贫富的差别比现在还要大。虽然是在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之下，但还会有许多实际上没有土地的雇农与‘富人’同时存在。我虽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我既没有资本也没有农具来耕种，那么它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们又有什么用呢？这等于把土地交给瞎子，向他说，吃吧！”（第370页）“劳动组合的经济”带着一种可悲的讽刺孤零零地呈现在这里，就像一种善良的无罪的愿望，它不仅不是从关于农民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的，而且甚至是为这些材料所直接驳斥和排除的。
使恩格尔哈特与没有任何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接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农民贫困的主要和根本原因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以及它所特有的法规。只要扫除了这些残余和这种法规，事情就好办了。恩格尔哈特对法规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无情地嘲笑想凭借上面的法规来造福于农夫的任何企图，他的这种态度与民粹派对“领导阶级的理性和良心、知识和爱国主义”（尤沙柯夫先生在1896年《俄国财富》第12期第106页上的话）的期望，与民粹派关于“组织生产”的空洞计划等等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立。我们提醒一下：对于在磨房里不准出卖伏特加酒这项关心农夫“利益”的规则，恩格尔哈特进行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对于1880年几个地方自治机关所颁布的不准在8月15日以前种黑麦的强制性决定，——这项决定也是因为考虑到农夫的利益而制订出来的，——他是多么愤怒，说这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对“千百万庄稼汉”的经济的粗暴干涉（第424页）。恩格尔哈特指出了禁止在针叶树林中吸烟，禁止在春天打狗鱼，禁止在“5月”砍白桦树，禁止捣毁鸟窠等等规则和命令，然后讽刺地说道：“……关心农夫始终是知识分子主要操心的事。谁是为自己而生活呢？大家都是为农夫而生活呀！……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 （第398页）读者，请您说，这个著作家会不会至少同情一下民粹派分子所喜爱的关于禁止转让份地的法律呢？他会不会像《俄国财富》的一位台柱那样说出上述那一类话来呢？他会不会赞成同一杂志的另一位台柱尼·卡雷舍夫先生责难我们的省地方自治机关（是在90年代呀！）“找不到地方”“为组织农业劳动而进行不断的、大规模的、大量的投资”［注：1896年5月《俄国财富》第5期。卡雷舍夫先生所著关于省地方自治机关在经济措施上的开支一文。第20页。］这种观点呢？
我们再指出一个使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相接近的特点，这就是恩格尔哈特对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措施所采取的那种不自觉的态度。不是说恩格尔哈特力图粉饰小资产者，捏造出某种借口（类似瓦·沃·先生那样）来反对把这种称号应用到某些企业主身上去，——完全不是。恩格尔哈特是一个实践农业主，他只醉心于经济上的各种进步和改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改良的社会形式最好不过地推翻了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在我国不可能发展的理论。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他如何醉心于在自己的经济中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揉麻、脱粒等等）而获得的成绩。恩格尔哈特仿佛也没有料想到，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是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采取的最流行的方法之一，资本主义经济用这个方法可以加强劳动强度和增加额外价值额。再举一个例子。恩格尔哈特嘲笑了《农业报》[8]的“停止轮流出租田地，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采用改良的机器、工具、畜种，实行多圃制，改善草地和牧场等等”这一纲领。恩格尔哈特大叫道：“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老生常谈！”（第128页）。然而恩格尔哈特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所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他正是由于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才在自己的经济中取得了技术改进。还有，我们看到，恩格尔哈特是多么直率、多么正确地揭露了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真正趋向；但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肯定说：“所需要的不是各种工厂，而是小规模的〈黑体是恩格尔哈特用的〉农村酒坊和油坊”以及其他等等（第336页）。这就是说，“所需要的”是使农村资产阶级向技术性农业生产过渡，——这种过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征兆之一。这就表明，恩格尔哈特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践农业主。议论不要资本主义也可能进步是一回事，亲自经营是另外一回事。恩格尔哈特既抱定合理组织自己的经济的目的，就为周围环境的力量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把自己关于“雇农”的一切理论上的抽像的疑问搁在一边。斯卡尔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发议论的，他既根本看不见自己议论的这种性质，也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议论是与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需要相适应的。恩格尔哈特在实践中不得不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行动，这与他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他相信祖国将走一条特殊的道路的热望背道而驰。
然而恩格尔哈特确实是这么相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他叫作民粹派分子。恩格尔哈特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俄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趋向，并且开始否认这个发展的矛盾。他竭力证明农业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证明“我国没有雇农”（第556页），——然而他自己却十分详尽地推翻了我国工人工资很高的说法，他自己表明在他那里做工要养活全家的牧工彼得所领得的工资是多么微薄，除了吃饭以外一年只领得6个卢布来“购买油、盐、衣服”（第10页）。“即使这样，人家还很羡慕他，我如果不要他，马上就会有50个人愿意来顶替。”（第11页）恩格尔哈特在指出自己经营的成绩和工人熟练地使用耕犁时洋洋得意地叫喊道：“耕地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愚昧无知、不好好干的俄国农民。”（第225页）
恩格尔哈特虽然用自己的经营和自己对农民个人主义的揭露推翻了关于“村社倾向”的一切幻想，但他却不仅“相信”农民可能向劳动组合经济过渡，而且还表示“确信”事情将来一定会这样，我们俄国人正是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要采用新的经营方法。“我国经济的独特性或独创性就表现在这里。”（第349页）现实主义者恩格尔哈特变成了浪漫主义者恩格尔哈特，这个浪漫主义者以对未来的“独特性”的“信心”来补偿自己经营方法中和他所观察到的农民经营方法中完全不存在的“独特性”！从这样的信心到恩格尔哈特身上所具有的（虽然是极个别的）极端民粹主义的特点，到与沙文主义近似的狭隘民族主义（恩格尔哈特在战争问题上对一个地主证明说：“连欧洲我们也能打垮”，“而且欧洲的农夫将会拥护我们”（第387页）），甚至到把工役制理想化，其间只有一步之差！是的，恩格尔哈特曾经把自己书中这样多的美好篇章用来描写农民受压制和受侮辱的状况，用来描写农民以劳动作抵押去借贷钱粮而不得不在最坏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几乎无偿地给人家劳动的情形。［注：请回忆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村长（即地主的管事）在农民自己的麦子熟得快要落地的时候叫他去做工，只要一提不去做工就要在乡里“脱裤子”，农民就不得不去。］——就是这个恩格尔哈特甚至这样说：“如果医生〈这里说的是医生对农村有好处，农村需要医生。——弗·伊·注〉有自己的庄园，农夫可以靠做工来抵偿医药费，那就好了。”（第41页）这用不着解释了。
整个说来，把上述恩格尔哈特世界观中正面的特点（即与没有一点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所共有的特点）与反面的特点（即民粹派的特点）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前者在《农村来信》的作者那里占绝对优势，后者则仿佛是外来的、偶然加进去的、从外面吹进去而与该书的基调不合的东西。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也许读者会问：你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什么东西呢？“遗产”这个概念包含什么内容，上面已经下过定义，而“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则还没有下过任何定义。
我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包含以下三个特点：（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石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狂叫。（2）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人们并不认为必须把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应用于俄国经济关系。农民村社被看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石”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工农业中的更发展的形式有联系。（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瓦·沃·先生）、“越出轨道”（尼·—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等等的力量。
我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正如一切“俄国学生们”使用它一样，他们反对的是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表。当然，这些个别代表之间有差别，有时是不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谁也没有忽视。但是，上述世界观方面的特点则是民粹主义一切极不相同的代表，比方说，从……尤佐夫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所共有的。尤佐夫、萨宗诺夫、瓦·沃·和其他先生们，在自己观点中除了上述否定的特点而外，还有其他一些否定的特点，而这些否定的特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现在《俄国财富》的其他撰稿人则是没有的。当然，否定狭义的民粹派分子与一般的民粹派分子之间的差别是不对的，但是忽视所有一切民粹派分子的基本社会经济观点在上述基本要点方面相一致，那就更不对了。既然“俄国学生们”所驳斥的正是这些基本观点，而不只是离开这些基本观点走到更坏方面去的“可悲的偏向”，那么他们显然完全有权利在广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他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做。
当我们讲到民粹主义上述基本观点的时候，我们应当首先确认，“遗产”与这些观点毫不相干。有许多无庸置疑的“遗产”代表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根本没有提出资本主义问题。根本不相信俄国和农民村社等等的独特性，根本不认为知识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历史“越出轨道”的因素。我们在上面拿《欧洲通报》[9]的出版者兼编辑作例子，可以在别的方面指责他，但决不能责备他破坏了遗产的传统。相反，有些人的观点是符合上述民粹主义基本原则的，并且直接公开地“拒绝遗产”，——至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指出过的那位雅·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尤佐夫先生都是这样的人。“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民粹主义，在（以法律用语来说）“发现”遗产的时候，即在60年代，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民粹主义的胚胎、萌芽，不仅在60年代，而且在4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有了［注：不妨参看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著《俄国工厂》一书（1898年圣彼得堡版）。］，——不过我们现在对民粹主义的历史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重要的，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60年代的“遗产”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的“遗产”继承者，也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提供了什么东西。
第一，民粹主义比遗产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民粹主义把遗产继承者部分地还不能（在当时）提出，部分地由于他们所固有的狭小眼界而一直都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到了社会思想界面前来解决。提出这些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并且由于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解答，从而在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中占据先进的地位，这也是十分自然和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毫无用处，因为这种解答所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事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的矛盾还不够发展的时候，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粗浅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民粹主义绝对不能满足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不能满足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的现状，不能满足当前对社会学理论提出的要求。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成为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反动性质，使现在的民粹主义甚至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连那种只限于忠实地保持遗产的世界观都不如。［注：在上面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的论敌表现出惊人的近视，他们把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这些用语理解为论战性抨击，其实这些用语具有完全确定的哲学历史意义。（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我们现在力求通过对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大特点的逐一分析，来说明情况确实如此。
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分子则宣布这种发展是退步，是错误，是偏离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偏离了仿佛为历代基石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启蒙者热诚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民粹派却不相信；启蒙者满怀历史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因为他们认为，事情愈像现在这样下去，就愈糟糕，新的发展所提出来的任务就愈难解决，于是他们便号召“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提出落后便是俄国的幸福这种理论等等。民粹派世界观的这一切特点，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和它正相抵触的，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偏离道路”，是衰落等等，就会歪曲俄国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歪曲我们眼前所发生的“更替”现象。民粹派分子一心要遏止和制止资本主义对历代基石的破坏，便干出了历史上惊人的荒唐行为，他们忘记了：在这个资本主义后面，除了同样的剥削，再加上使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的各种各样的盘剥和人身依附而外，除了社会生产方面、因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而外，是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的。民粹派分子从自己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同资本主义作战，便把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60年代的“遗产”热诚地相信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把无情的仇恨倾注在旧时代的残余上，确信只要把这些残余扫除干净，一切都会尽如人意，——这个“遗产”不仅与上述民粹派的观点毫不相干，而且是正相抵触的。
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理想化等等。关于俄国的独特性的学说，使民粹派分子抓住西欧的一些过时的理论不放，使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许多成就；民粹派分子安慰自己说，虽然我们没有文明人类的某些特点，但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向世界表明新的经营方法等等。民粹派分子不仅不把西欧进步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现象的分析用之于神圣的俄罗斯，反而竭力想出一些借口不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人们曾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过的结论，民粹派分子奉承从事这种分析的人，同时……同时却始终心安理得地当这些人毕生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一切民粹派分子共同主张的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也是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和它正相抵触。相反，“60年代”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这个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任何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都完全不符合60年代的精神和传统。民粹派对农村的理想化和粉饰，更不符合这个传统。这种虚伪的理想化不顾一切地要把我们的农村看作某种特别的东西，看作某种与前资本主义关系时期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理想化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遗产的传统处于极端矛盾之中。资本主义愈往前愈深入地发展，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共有的矛盾在农村中表现得愈厉害，则民粹派分子关于农民的“村社倾向”、“劳动组合心理”这类甜言蜜语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一事实之间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继续用农民眼光观察事物的民粹派分子就愈加迅速地从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为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变成商品生产者，对农村的虚伪的理想化与关于“村社倾向”的浪漫主义的梦想，使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在当前经济发展下的真正需要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在理论上尽可以大谈基石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每个民粹派分子都清楚地感觉到：扫除旧事物的残余，扫除至今还把我国农民从头到脚紧紧束缚住的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正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给其他什么发展开辟道路。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这实质上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当然，远不是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像瓦·沃·先生那样天真直率，敢于公开直接地说出这个意思。“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像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像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遗产”代表之一就是这样从他所特有的“启蒙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10]“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他们因循守旧的宗法式的生活方式中，也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每个民粹派分子实质上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事实上，大概没有一个民粹派分子敢于否认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是与现代经济现实、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及其发展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否认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民粹派分子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这样提出问题，害怕这样把农民的法律状况与经济现实、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加以对比。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并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因此他们打算阻止现在这个循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的发展。对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农民有权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等问题，民粹派分子不仅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十分担心“基石”（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的基石）的命运；不仅如此，民粹派分子甚至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竟对警察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的措施表示欢迎。对这样的民粹派分子可以用恩格尔哈特的话来说：“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民粹派分子在这里已经是直接“拒绝遗产”，变成反动的了。同时请注意一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摧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日益成为农村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然而对于农民资产阶级来说，由此产生的不方便却决不是太大的。“善于经营的农夫”很容易在别的地方租到土地，在别的村庄开设店铺，随时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作买卖。但是对于主要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农民”来说，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就等于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就等于不可能找到较有利的雇主，就等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当地总是出价较低并想尽一切盘剥方法的买主。民粹派分子既然沉醉于浪漫主义的梦想，不顾经济的发展而一心要支持和保护基石，于是他们自己便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个斜坡滑了下去，一直滑到那些全心全意渴望保持和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的大地主的身边。只要回忆一下农民村社的这种等级制闭塞状态怎样产生了雇用工人的特殊方法就够了：工厂主和农庄主把自己的管事派到各个农村去，特别是派到欠了很多债的农村去，以便最便宜地雇到工人。幸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无产者的“定居生活”（所谓外出做农业零工的作用就是这样），逐渐地以自由雇用来排斥这种盘剥。
民粹派中间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把工役理想化，这个事实也同样明显地证实了我们认为现代民粹派理论是有害的这个论点。我们在上面曾经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明恩格尔哈特如何犯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罪过，竟写出要是能在农村发展工役“那就好了”这样的话来！我们在尤沙柯夫先生著名的农业中学计划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1895年《俄国财富》第5期）［注：见本卷第18—24页和第450—479页。——编者注］与恩格尔哈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一些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农民战胜了似乎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是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这就是说，他完全恢复了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那种经营方法。这是民粹派分子对我国农业问题持反动态度的最突出例子。你们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只不过表达得不那么突出罢了。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现实（“雇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虚构是对立的，因为虚构建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点上，可是却谦虚地闭口不谈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工役服务的；这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极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把他们算作赤贫者；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的贫穷生活和智力迟钝而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来的人身依附。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这个特点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社会学问题上缺乏现实主义才能产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错误性”和“越出轨道”的可能性的学说。民粹主义的这个观点也是与60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没有丝毫联系的，相反，而是与这些传统正相抵触的。从这个观点自然便产生出民粹派分子对于改革前的俄国生活法规的许多残余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遗产”代表者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了说明这种态度，让我们利用一下维·伊万诺夫先生在《笨拙的捏造》（1897年9月《新言论》）一文中所发表的精彩意见。作者讲到博博雷金先生的著名小说《改弦易辙》，并且揭穿他不了解民粹派分子与“学生们”之间的争论。博博雷金先生借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民粹派分子的口来斥责“学生们”，说他们梦想建立“具有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的兵营”。维·伊万诺夫先生就此指出：
“他们〈民粹派分子〉不仅没有把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当作自己论敌的‘梦想’来谈论，而且只要他们依然是民粹派分子，就不能而且也不会这样谈论。他们在这方面与‘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我们这里所保存下来的旧法规残余，据民粹派分子看来，可以作为法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民粹派分子所以看不见这种旧法规是不堪忍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农民的灵魂（统一而不可分的灵魂）’正在向法规方面‘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信‘知识界’、‘社会’或‘领导阶级’已经具备或定将具备完美的道德。他们责备经济唯物主义者不去偏爱‘法规’，而相反地去偏爱以没有法规为基础的西欧制度。经济唯物主义者的确断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旧法规残余，在一个已经转入货币经济的国家里，变得日益‘不堪忍受’，因为货币经济无论在全国各个居民阶层的实际状况方面，还是在它们的智力和道德方面，都引起了无数的变化。因此他们深信：产生国家经济生活中有益的新‘法规’所必需的条件，不可能从适合于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度的法规残余中发展起来，而只能在西欧和美洲先进国家那样广泛和普遍地没有这种旧法规的环境中发展起来。民粹派分子与他们的论敌所争论的‘法规’问题就是这样。”（上引书第11—12页）民粹派分子这种对“旧法规残余”的态度，可说是民粹派对“遗产”传统的最明显的背离。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种遗产的代表的特点是对旧法规的所有一切残余进行坚决无情的谴责。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学生们”同60年代的“传统”和“遗产”要比民粹派分子接近得多。
民粹派除了上述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外，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实主义这一点，也使得他们在思考和议论社会事务和问题时，采取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或者甚至可说是官僚主义的思维。民粹派总是这样议论：“我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路，那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灾祸；如果我们避开欧洲老婆婆所走的那条危险道路，如果我们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历来的村社制度中“吸收好的东西”，那“我们”就能保证使自己获得什么样的出路，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民粹派分子对于各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社会阶级的独立趋向采取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的周围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注：马克思《神圣家族》第120页，别尔托夫的译本，第2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像，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感伤的批判，他们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落后于“启蒙者”。把民粹主义归入我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归根到底是不好的：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发展向俄国社会思想界所提出的那些新问题，民粹派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在这些问题上发出了一些感伤的和反动的悲叹，至于那些还是由启蒙者所提出来的旧问题，民粹派却用自己的浪漫主义堵塞了解决的道路，从而拖延了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
“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现在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上述比较作一总结。我们试图扼要地说明标题中所指出的各个社会思想流派的相互关系。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固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些矛盾充分发展，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民粹派则竭力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具有可以叫作历史乐观主义的特点：事情愈是像现在这样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民粹派则自然会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事情愈是像现在这样进行下去，那就愈糟。“启蒙者”根本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发展扫清道路这一消极任务。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它是从资本主义具有反动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民粹派分子总是反对那些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出发力求使俄国全盘欧化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局限于这些人的理想（这样的反对倒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方面走得这样远。“学生们”是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对这个遗产作了补充。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像，他们不仅一般地谈论人民，甚至一般地谈论民族。民粹派分子希望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然而没有指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定集团；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观点上，而资本主义则使小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学生们”不仅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而且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特定的经济集团，即无家产的生产者。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在其愿望的内容上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的利益相适应；民粹主义在其内容上则与小生产者阶级即在其他现代社会阶级中占据中间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因此，民粹主义对“遗产”的矛盾态度，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民粹派观点内容本身的必然结果。我们曾经看到，启蒙者观点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追求俄国欧化，而民粹派分子只要依然是民粹派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追求。
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就得出了我们在上面个别场合曾不止一次指出过的结论：学生们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驳斥那些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这些顾虑使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想。当然，“学生们”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所以“学生们”除了捍卫欧洲主义的一般理想而外，还分析了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并从上述特有的观点出发评价了这个发展。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最后我们再回过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考察一下他对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作的论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声称这些人（学生们）“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上引书第179页），而且还宣称“他们〈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流派的其他人物一起，连阿布拉莫夫先生、沃伦斯基先生、罗扎诺夫先生也在内〉非常凶恶地攻击遗产”（第180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讲的是哪一种遗产？是《莫斯科新闻》过去和现在都郑重表示拒绝的60—70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我们已经表明：如果谈的是现代人所承受的“遗产”，那就要区别两种遗产：一种遗产是启蒙者的遗产，是绝对敌视改革前的一切的人的遗产，是拥护欧洲理想和广大群众利益的人的遗产。另一种遗产是民粹派的遗产。我们已经表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人保存了“60年代的传统”并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发表的种种意见完完全全是以混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遗产为根据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个区别，所以他的做法不仅完全肯定是荒唐的，而且是诽谤性的。《莫斯科新闻》是不是专门攻击了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它同样地甚至更厉害地攻击了启蒙者，而与民粹主义格格不入的《欧洲通报》对于它来说，则是和民粹派的《俄国财富》一样的敌人。当然，同那些最坚决地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例如同尤佐夫先生，《莫斯科新闻》当然在许多方面是会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它未必会去凶恶地攻击他，而且终究会因为他与愿意保持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不同而称赞他。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沃伦斯基先生是否攻击过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前者本人就是民粹派分子；他们两人都攻击过启蒙者。“俄国学生们”是否攻击过启蒙者呢？他们是否曾经拒绝过嘱咐我们绝对仇视改革前的生活方式及其残余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因对资本主义怀有小资产阶级的恐怖心理而力求支持这些残余中的若干东西的企图。他们是否曾经攻击过把一切欧洲理想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为代替全欧理想而在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编造各种古怪的蠢话。他们是否曾经攻击过嘱咐我们要关心劳动居民群众利益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对民粹派分子进行了如下的揭露：民粹派分子对这些利益的关心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竭力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民粹派分子不是注意现有的东西，而是幻想也许会有的东西，所以这些关心就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民粹派分子的关心是极端狭隘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能够正确地评价使这些人易于或难于获得自己关心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不同意这些揭露是正确的，而且他既然是个民粹派分子，自然不同意这些揭露。但是，说那些事实上仅仅“凶恶地”攻击了民粹主义的人是“凶恶地”攻击了“60—70年代的遗产”，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攻击民粹主义是因为它不能按照这个遗产的精神并且与它毫无矛盾地来解决改革后的历史所提出来的新问题，——说这样的话就是直接歪曲事实。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极其可笑地愤慨说，“学生们”很乐意地把“我们”（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们）同“民粹派分子”及其他与《俄国财富》无关的人们混为一谈（第180页）。这个想把自己从“民粹派分子”当中划分出来同时却又保存民粹主义一切基本观点的奇怪企图，只能引人发笑。谁都知道，一切“俄国学生”都在广义上使用“民粹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这两个名词。至于各个民粹派分子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这是谁也不曾忘记和否定的：例如，不论是彼·司徒卢威也好，或恩·别尔托夫也好，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没有把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瓦·沃·先生“混为一谈”，而且就是同尤沙柯夫先生也没有“混为一谈”，这就是说，没有抹杀他们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把一个人的观点硬加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彼·伯·司徒卢威甚至直接指出了尤沙柯夫先生的观点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的区别。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混为一谈，这是一回事；把虽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所不同但在“学生们”所反对的基本和主要论点上意见一致的著作家们概括起来归入一类，这是另一回事。对于学生们来说，重要的根本不是指出那些使一位尤佐夫先生与其他民粹派分子有所不同的观点的毫无用处，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驳斥尤佐夫先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及所有民粹派分子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说，要驳斥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态度，驳斥他们从小生产者观点出发对经济问题和政论性问题的议论，驳斥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理解。这些特点是曾经起过很大历史作用的那一个社会思想流派的共同财产。在这个广大的思想流派中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色彩，有右翼和左翼，有堕落到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等的人，也有未犯这种罪过的人；有对“遗产”的许多遗训抱轻视态度的人，也有尽可能（即在民粹派分子看来是尽可能）捍卫这些遗训的人。没有一个“俄国学生”否认过各种色彩之间的这些区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能揭露他们中间有任何人把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硬加在另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身上。但是，既然我们反对的是这一切不同色彩所共有的基本观点，那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谈论整个流派中的局部差别呢？这真是毫无道理的要求！一些著作家虽然远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意见一致，但对俄国资本主义、对农民“村社”、对所谓“村团”万能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这一点早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不仅指出过，而且还赞美为俄国的幸福特征。广义的“民粹主义”一词，也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使用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在一个杂志社中与“民粹派分子”（狭义的）瓦·沃·先生共事多年，而且和他共同具有上述见解的基本要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反对过瓦·沃·先生的个别结论，否认他对抽像社会学领域的探索的正确性，可是无论是在80年代还是在90年代，他都附带声明说，他的批判决不针对瓦·沃·先生的经济著作，他同意这些著作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因此，现在在发展、巩固和传播民粹主义（广义的）观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俄国财富》的台柱们，以为只要简单声明一下，说他们不是“民粹派分子”（狭义的），说他们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社会学学派”，就可以摆脱“俄国学生们”的批判，那么，这样的手法当然只能引起大家对这些如此勇敢同时又如此爱耍外交手腕的人的公正嘲笑。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的第182页上还提出了如下一个反对“学生们”的罕见论据：卡缅斯基先生恶毒地攻击民粹派分子[11]；这原来“证明他生气了，而他是不应该这样的〈原文如此！！〉。我们‘主观主义的老头子’和‘主观主义的青年’一样，可以允许自己犯这个毛病，而不至于自相矛盾。但是‘完全可以因其严峻的客观态度而自豪’〈一个“学生”的话〉的学说，其代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什么东西呵？！如果人们要求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要根据对现实和实际发展进行严峻客观的分析，——那就应该由此得出这些人不该生气的结论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是否听说过《资本论》这一名著被公正地认为是社会现象研究中采取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典范之一？许多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著作的主要的、基本的缺点就在于它的严峻的客观态度。然而在这部罕见的科学著作中你们却能够找到这样多的“热忱”，这样多的反对落后观点代表者、反对作者深信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社会阶级的代表者的热烈而又激昂的论战性文字。这位作者虽然以严峻的客观态度指明，例如，蒲鲁东的观点是法国小资产者的见解和情绪的自然的、明白的、必然的反映，但是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愤怒“攻击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自相矛盾”呢？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要以严峻的客观态度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怎么能够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和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等等，等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使用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手法只是表明，他到现在为止对于决定论和宿命论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极其起码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资本正在走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原文如此！！〉问题在于怎样去迎接它。”（第189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了新大陆，他指出了“俄国学生们”显然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俄国学生们”与民粹派分子可以说根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迎接”俄国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只能有两种态度：或者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现象，或者认为它是一种退步现象；或者认为它是在真正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或者认为它偏离了真正的道路；或者从被资本主义摧毁的小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或者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家产的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在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注：我们自然不是讲这样一种迎接态度，即根本不认为必须遵循劳动的利益，或者不懂得和弄不清楚“资本主义”一词所表现的概括。不管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想流派在俄国生活中多么重要，但它们同民粹派分子与其论敌的争论毫不相干，所以不应当把他们牵涉进来。］因此，既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驳斥“学生们”所坚持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正确性，那就是说，他采取了民粹派的态度，这种态度他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多次十分明确地表达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丝毫没有补充和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旧观点，他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一个民粹派分子。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天呀，他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是“伦理社会学学派”的代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请不要谈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将要带来的〈？〉未来的〈？？〉福利吧。”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只是完全重复了民粹派分子的错误和他们不正确的议论方法。我们已经向民粹派分子反复讲过多少次：这种“关于未来”的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未来”，而在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的、已经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带来的（而不是将要带来的）变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问题搬到了“未来”，因而实质上就恰好承认“学生们”所反对的论点已经得到证实。他认为下面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即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实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给旧的社会经济关系带来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这正是民粹派的观点，“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也正是这个观点，他们证明情形恰好相反。没有一本“俄国学生们”所出版的书不谈到或不指明：在农业中以自由雇佣劳动来代替工役，以工厂工业来代替所谓“手工”工业，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并且发生得非常快的）现实现象，而根本不只是“未来”现象；这种代替在各方面说来都是一种进步现象，它摧毁着墨守陈规的、长期停滞不前的、分散的小手工生产；它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它在创造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条件，也就是使那些被抛掷到“穷乡僻壤”的“定居的无产者”，使那些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定居的无产者变成流动的无产者，使那些盘剥极其残酷，人身依附形式繁多的亚洲劳动形式变成欧洲劳动形式；“欧洲的思想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来说，是和蒸汽、煤炭和技术同样必需的〈请注意：必需的。——弗·伊·注〉”［注：这是舒尔采-格弗尼茨在1896年《施穆勒年鉴》[12]上发表的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的棉纺工业一文中的话。］等等。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每个“学生”都谈过和证明过，但这一切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志们”大概毫无关系，这一切写出来完全是为了反对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要知道《俄国财富》是一个“伦理社会学学派”，其实质是打着新幌子偷运旧垃圾。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是驳斥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上十分流行的捏造，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摈弃了”遗产”，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断绝了关系，等等。值得指出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重复这种陈词烂调时，他所说的实质上同那个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瓦·沃·先生所说的一模一样，但后者说的要比他早得多和坚决得多。读者，您是否读过这位作家3年以前即在1894年底在《星期周报》[13]上为答复彼·伯·司徒卢威所著的一本书而发表的那些文章？应当承认，据我看来，您如果没有读过，那也毫无所失。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似乎“俄国学生们”割断了贯穿着一切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的民主主义的线索。现在，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斥责“学生们”背弃了《莫斯科新闻》所恶毒攻击的“遗产”时，他不是在重复着同样的东西吗？只不过在说法上稍微有些不同而已。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从事这种捏造的人是在颠倒是非，他们硬说“学生们”与民粹主义的彻底决裂，就表明他们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决裂。先生们，事情不是恰恰相反吗？这种决裂不是表明把民粹主义从这些优秀传统中清洗出去吗？
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505—550页
来源：《列宁全集》第2卷（1895年—1897年）
注释：
[1]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是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编入了《经济评论集》。——384。
[2] 《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385。
[3] 马克思阅读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时作过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1卷第119—138页）。把马克思的摘要和列宁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本书的事实材料和结论的态度是一致的。——385。
[4] 农民改革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像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386。
[5] 指古罗马帝国时代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不管种这些土地怎么亏本，他们也不能离开。——390。
[6] 温和的保守分子是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给斯卡尔金的评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0页脚注）。——396。
[7] 这里说的“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是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思想遗产时援引斯卡尔金，是出于应付书报检查的考虑。他在1899年1月26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396。
[8] 《农业报》（《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沙皇政府国家产业部（1894年起改为农业和国家产业部）的报纸，1834—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号，1860年起改为每周出版一号，同时每月出版两期附刊《农村小报》。该报主要刊登有关农业的政府法令、经济时评、新闻报道等，在地主和富农阶层中很有影响。——401。
[9] 《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406。
[10] 这里指的是斯卡尔金。列宁引用的是他的书中的话（见《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第285页）。——410。
[11]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897年9月《新言论》杂志第12期上用笔名恩·卡缅斯基发表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文。——421。
[12] 《施穆勒年鉴》（《Schmollers Jahrbuch》）即《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Verwaltungu 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871年创刊，1877年起由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弗·霍尔岑多尔夫和路·布伦坦诺出版，1881年起由古·施穆勒出版。——424。
[13] 《星期周报》（《Неделя》）是俄国政治和文学报纸，1866—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1868—1879年间曾因发表“有害言论”多次被勒令停刊。1880—1890年该报急剧向右转，变成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鼓吹所谓“干小事情”的理论，即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事“平静的文化工作”。——424。
